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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书篇

作者佚名

   【题解】

  案书,就是评书。本篇列举了从先秦到东汉的一些著作,粗略地分析了它们的优劣之处。评论涉及的是诗经》中的第一首诗。乱:乐曲的结尾一段,一般是合奏。《论语·骈枝》:“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

  洋洋:形容乐音丰富优美。引文见《论语·泰伯》。

  (11)於:於字无义,当作“终”,手书形近而误。

  (12)皮:指班叔皮,即班彪。参见39·12注。

  (13)有“乱曰”章:先秦两汉辞赋,最后一章常用“乱曰”两字开始。《离骚》“乱曰”,王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旨,总撮其要也。”《鲁语》亦以《商颂·那篇》之卒章为“乱”。韦注:“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辞也。”王充训“乱”为“终”,与王逸注异。

  (14)始:据章录杨校宋本,当作“治”。

  (15)王充对雩祭和设土龙的看法,参见《明雩篇》、《乱龙篇》。

  【译文】

  董仲舒著书不称子,意思大概是他自认为超过了诸子。汉代写书的人很多,司马迁、扬雄如黄河汉水一样博大渊深,其余的人不过像泾河渭河一样。然而司马迁很少有主观臆断的解释,扬雄没有庸俗的评论。董仲舒说道论述很杰出,比起司马迁、扬雄二人来他更为高明。谶书上说“董仲舒整理发挥我的著述”,这大概是孔子说的。读谶书的人有认为“乱我书”的意思,是弄乱孔子的著述;有认为“乱”的意思,是整理,整理孔子的著述。同是一个“乱”字,整理与异乱两种含意,相差得太远了。然而读谶书的人用心各不相同,不明了根本的事实,所以就解释错了。说董仲舒“烦乱孔子之书”,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他的才能高超;说董仲舒“理孔子之书”,这句话也是表明他的才智出奇。出入在孔圣人门下,弄乱或整理孔子的书,司马迁和扬雄没有这种说法。世俗的人用心不诚实,了解事物违反了实情,两种说法游移不定,翻来覆去不安稳。考察董仲舒所写的书,没有违背儒家的规范,没有违反孔子的原意。那些说“烦乱孔子之书”的人,是错的;孔子的书没有弄乱,那些说“理孔子之书”的人、也是错的。孔子说:“在师挚开始演奏的时候,在结尾演奏《关雎》的时候,耳里充满了丰富优美的音乐。”所谓“乱”,其实是指总结孔子的言论。孔子生在周代,开创了儒家学说;董仲舒生在汉代,总结了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说,把道理都说尽了。班彪续写《太史公书》,大约就是这个含意;赋颂的篇末有“乱曰”这一章,大约就是这类情况。孔子学说的全貌,是经过董仲舒的阐述而最后确定下来的,因此,董仲舒所说的搞雩祭设土龙,一定有它的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原文】

  83·6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颜渊独慕舜者,知己步驺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识所追,同一实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骥与众马绝迹,或蹈骥哉。有马于此,足行千里,终不名骥者,与骥毛色异也。有人于此,文偶仲舒,论次君山,终不同于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马效千里,不必骥騄,人期贤知,不必孔墨。何以验之?君山之论难追也。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之类也。世人或疑,言非是伪,论者实之,故难为也。卿决疑讼,狱定嫌罪,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至于论,不务全疑,两传并记,不宜明处,孰与剖破浑沌(11),解决乱丝(12),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13)”。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14);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

  【注释】

  引文见《孟子·滕文公上》。

  步:慢走。驺(hòu宙):通“骤”。快跑。

  世疑:指没有定论的疑难问题。

  有人于此:暗指王充本人。

  騄(lù路):騄耳,一种千里马。

  《四难》:指《韩非子》中的《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四篇文章。桓宽:字次公,汝南郡(今河南上蔡西)人。自幼研究《春秋公羊传》,汉宣帝时被推举为郎,后任庐江(郡名,今安徽庐江西南)太守丞。学识渊博,善文章,曾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盐铁会议的记录,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补充、加工、整理,再用对话体形式编撰成《盐铁论》六十篇。

  卿:指汉代中央主管司法的高级官吏“廷尉”。

  全:通“诠”。订正。

  据本书《薄葬篇》“故其立语,不肯明处”,“宜”当作“肯”。

  (11)浑沌:形容糊涂不明的事物。

  (12)乱丝:比喻杂乱无章的事物。

  (13)引文参见《说苑·至公》。

  (14)此句有误,以下句例之,文句当为“则明其善以义其行”。

  【译文】

  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五帝、三王之中,颜渊唯独仰慕舜,是因为自己的步调和舜有一致的地方。有智有德的人所追慕的,同默记心中的人所追求的,是一回事。董仲舒谈论道德政治,值得赞美。考订世间之事,论说社会上的疑难,没有比桓君山更高明的了。所以董仲舒文章的程度是可以达到的,而桓君山的论述就很难赶得上。骥与一般的马足迹绝不相同,然而有些马还是能赶上千里马的。这里有一种马,足能行千里,终究不能称为千里马,是因它与骥的毛色不同。这里有一种人,文章配得上董仲舒,论述可与桓君山并列,始终与二人不相称,是因为姓名与他们不同。所以一般的马也能行千里,不一定叫做骥或騄,人们期望贤智的人,不一定非孔子、墨子不可。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桓君山的论述很难赶得上。两把刀相砍,就能知道它们的利与钝;两种论点交锋,就能看出它们的是与非。所以韩非的《四难》,桓宽的《盐铁论》,是桓君山《新论》一类的书。社会上有人产生疑惑,说了错话而肯定了虚假的东西,论述者给予核实订正,所以是很难办的。卿判决案件,狱吏断定疑案,是非无法决断,曲直无法分清,世人必然会认为卿和狱吏不称职。至于论述,不致力于订正疑惑,两种说法一并记载,不肯作出明确的结论,与能够剖析糊涂不明的事理,解决杂乱无章的事情,使言论没有不可知的,文章没有不可理解的人相比准更好呢?考察孔子作《春秋》,“表彰极小的善事,贬斥细微的恶行”。可褒奖的人,就宣扬他的美德称赞他的善行;可贬斥的人,就揭露他的罪恶讥刺他的丑行。《新论》的道理,与《春秋》完全是一致的。

  【原文】

  83·7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案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文术之《咸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攻、杨子云不能过也。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子迥、颜方,今尚书郎班固(11),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12),虽无篇章(13),赋颂记奏,文辞斐炳(14),赋象屈原、贾生(15),奏象唐林、谷永(16),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韩非著书,李斯以言事;杨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17)。非、私同门(18),云、铺共朝,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19),实事贪善(20),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21),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杨子云反《离骚》之经(22),非能尽反,一篇文往往见非,反而夺之(23)。《六略》之录万三千篇(24),虽不尽见,指趣可知(25),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

  【注释】

  东番:地名,境域不详。邹伯奇:东汉人,生卒事迹不详。临淮:郡名,在今江苏北部,安徽东北角。袁太伯:人名:生卒事迹不详。袁文术:《江南通志》云:“《越绝书·外传记》卷末有隐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为米,覆之以庚。’为‘袁康’二字。书为袁康作也。康,临淮人,字文术,或曰字文伯。其书有《经》,子贡作;有《内经》,吴平作;其《外传》与《记》,乃袁康为之。”袁文术名康,未知何据。会稽:郡名,东汉前期在今江苏南部、浙江和福建。吴君高:参见16·9注。周长生:参见39·9注。

  囊橐(tuó驮):两种口袋的名称。大者长囊,小者称橐。能知之囊橐:形容才智博大精深。《元思》:书名,已佚。

  童:当作“章”,形近而误。《易章句》:书名,已佚。

  《咸铭》:书名,已佚。

  《越纽录》:即今《越绝书》,袁康与吴君高合著。原书二十五卷,现存十五卷。记吴越二国史地及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计倪等人的活动。多采传闻异说,与《吴越春秋》所记相出入。《洞历》:书名,已佚。

  攻:当作“政”,形近而误。

  善:当作“盖”,形近而误。

  广陵:郡名,在今江苏北部。陈子迥、颜方:王充同时代人,生卒事迹不详。《扬州府志》:“陈子迥、颜方,皆广陵人,与王充同时。”

  (11)尚书郎:东汉皇帝秘书机构尚书台中担任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吏。

  (12)兰台:汉代宫中藏书的地方,它的长官称“兰台令”。据《后汉书》杨终、傅毅本传两人均未当过兰台令,疑“令”字下脱“史”字。“兰台令史”是兰台令的属员,整理图书的官吏。杨终:参见38·16注

  (13)篇章:指大部头著作。按;王充与班固同时,班固著有《汉书》,王充写本篇时可能尚未见到,所以如此说。

  (14)斐炳:很有文采的样子。

  (15)屈原:参见2·3注(15)。贾生:参见3·4注。

  (16)唐林:唐子高。参见37·4注。谷永:谷子云。参见37·4注(17)侯铺子:侯芭,字铺子,扬雄的弟子,从扬雄习《太玄》、《法言》。(18)私:据递修本当作“斯”。同门:韩非、李斯俱受业荀卿。

  (19)此句意为:不根据作品产生的时代早晚而改变评价的标准。

  (20)贪:仰慕不已。

  (21)此句有衍误。“远”字、“术”字衍,当删。

  (22)《离骚》:春秋时楚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后人尊它为《离骚经》。仅《离骚》之经:扬雄写文章吊屈原,往往喜欢采用《离骚》中的话,反其意而用之,取名《反离骚》。参见《汉书·扬雄传》。

  (23)以上两句文有脱误,大意是:一篇作品往往因为被驳难,反而使它更突出。

  (24)《六略》:指西汉末年刘歆根据汉代国家藏书编成的目录《七略》。全书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个部分,其中“辑略。是总论。原书虽已失传,但除“辑略”外,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共著录书籍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刘盼遂认为有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卷。

  (25)指:通“旨”。

  【译文】

  社会习惯喜好珍贵古代而不重视现代,认为现代的书不如古代的书。实际上古代现代是一样的,著书人的才能有高有低,言论有对有错,不分好坏而只是珍贵古代的书,这就是说古人比今人贤明。考察东番的邹伯奇、临淮的袁太伯和袁文术、会稽的吴君高和周长生这些人,地位虽然达不到公卿那么高,但确是才智博大精深,是一批文雅的英雄人物。看邹伯奇的《元思》、袁太伯的《易章句》、袁文术的《咸铭》、吴君高的《越纽录》、周长生的《洞历》等书,连刘子政、扬雄也不能超过他们。人的才智有浅有深,这是不分古今的;文章有假有真,这是不分新旧的。广陵的陈子迥和颜方,当今的尚书郎班固,兰台令史杨终、傅毅这些人,虽然没有大部头著作,但他们写的赋颂记奏,言辞极有文采,赋就同屈原、贾谊的一样,奏就同唐林、谷永的一样,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比较长处,其优美程度是一样的。当今他们没有出名,假如在百代以后,他们就是刘子政和扬子云一类的人物了。韩非写的书,李斯引用来议论事理;扬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着就宣扬它。韩非与李斯同在一个老师门下,扬子云和侯铺子共在一个朝代,亲眼目睹奇异之书,不根据作品的年代而改变评价标准,实事求是,凡是好的都仰慕不已,不因为是同时代的人就认为经历平凡而瞧不起,喜爱奇特的书没有止境,所以奇特的书名声久传不绝。扬子云反其意而用《离骚》中的话,并不能完全相反,一篇文章往往由于被非难,反而使它更加突出。《六略》著录有一万三千卷,即使不能全都见到,其宗旨还是大体可以知道的,所以借其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进行考订并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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