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宦

作者:佚名

李好文先祖因家乡遭遇大灾外迁单州，金时有名叫李访的做过义军提控。李访生子李聚，金亡后举家回徙大名之东明葵丘李庄。李聚生子庭玉，做过郓城令。李好文的父亲李凤，排行老三，字翔卿，一字舜仪。“幼嗜学，休沐不废”。曾跟从乡先生孙曼庆学诗。李凤学诗取法盛唐，“为诗兴寄高远，托诸讽议，不为空言，欲有补于世教”。后来孙曼庆发现李凤才智过人，诗作甚佳，即对李凤说：“诗，吾无以加子矣，其为义理之学乎？”于是李凤遂“屏绝金末律赋旧习，而究伊洛之遗书，寒暑不懈。尝煮粥未熟而临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足见其治学之勤奋。在担任大名、广平郡（今属河北）文学十余年后，大德末，李凤至京师大都（今北京），出任国子助教。六七年后，“病还东明，远近学者从之，常以百数”。以子好文贵，卒后赠从仕郎、郊祀署丞，加赠奉议大夫、太常礼仪院判官、骁骑尉，追封东明县子。李凤卒后，其子李好文邀请元代大文豪虞集为其父撰写墓碑，现存于《道园类稿》中。李凤的卒年，据虞集为之所撰墓碑记载，乃“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终於家，年六十有四”。即卒年是仁宗延祐四年，由此其生卒年当是1254－1317年。王德毅、李荣村、潘柏澄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所注李凤的生卒年即同此。《元诗选》则以李凤的卒年为“延祐六年”，不知所据。李凤所著甚多，惜元时即有亡佚，流传有诗数百篇，辑为《西林集》，今亦佚。西林是李凤的居所。李凤死后，李好文将其父《西林集》刻梓传世，曾请苏天爵为《西林集》写序。苏天爵于后至元五年（1339年）撰《西林李先生诗集序》，现存《滋溪文稿》中。《元诗选》癸集录有李凤的诗仅三首，分别是七律《睢阳怀古》、《吕梁洪》和七绝《沛县过歌风台》。另据苏天爵《序》，李凤所著诗还有《蚕灾谣》（“有忧世恤民之志”）、《修乡校诗》等。

李好文自幼家境贫寒，但十分好学，“夜就邻之磨坊灯读书，几十余年，靡少懈”。有一次天降大雪，李好文到村舍向一位老妇人借一斗麦菽，老妇人不借给他，并说：“子奚拙耕？”李好文回答：“吾目耕耳。”其后即有谚语流传说：“目耕夜分”。李凤教子十分严格，要求好文“勉以问学，勿速成名”。父亲的严格教导和家学传承，也奠定了李好文成才的基础，故苏天爵说：“佥宪（李好文任过浙东佥宪——引者）举进士，礼部荐名第一，历官词林、奉常、成均，擢拜御使，以文学称于时，盖其家庭传授有所本云”。在父亲的教育培养下，由于刻苦攻读，至治元年（1321年），李好文终于以明经登进士第，在当年会试中举的64名进士中名列前茅，这一年会试的试官是袁桷。登第后李好文被授予大名路浚州（治今河南浚县）判官，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助教。泰定四年（1327年），除太常博士。任职期间，值太庙祭祀用的神主被盗，于是李好文上言说：“在礼，神主当以木为之，金玉祭器，宜贮之别室。”并针对元朝自立国以后没有制定出专门的祭祀礼仪制度，于是建议朝廷选拔专职人员负责编纂相关书籍，最终编成《太常集礼稿》51卷。后李好文出任国子博士，累拜监察御史，出佥河南、浙东两道廉访司事。

后至元六年，顺帝亲享太室，召佥李好文为太常礼仪院事。至正元年（1341年），除国子祭酒，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迁河东道廉访使。三年，召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顺帝祭祀至宁宗室时，因为自己是宁宗的哥哥（顺帝和宁宗同为明宗和世王 束 之子，顺帝是长子，宁宗是次子），所以问李好文“兄拜弟可乎”？李好文与博士刘闻回答说：“为人后者，为之子也。”自此顺帝每次亲祀，必命李好文为摄礼仪使。四年，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改礼部尚书，与修金、宋二史，除治书侍御史，仍与史事，俄除参议中书省事，已而复除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这是李好文第二次到陕西行台做官，因此他对陕西的情况比较熟悉，这为他编绘《长安志图》奠定了基础。六年，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又迁改集贤侍讲学士，仍兼祭酒。九年，出参湖广行省政，改湖北道廉访使，寻召为太常礼仪院使。后因教授太子有功，升翰林学士承旨，进阶荣禄大夫。李好文自英宗至顺帝前后历官六朝，三十余年，“官职二十四迁，皆通显”。后屡引年乞致仕，辞至再三，遂拜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禄终其身。

李好文为官不畏权贵，能够秉公执法，甚至敢于向元朝最高统治者提出对立意见。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河东有个叫李拜拜的杀人犯，其案件拖了十四年之久还没有判决，这很有可能是权贵庇护的结果。李好文复查后，立即对案件做出了处理。如果说对李拜拜一案的判处还不足以说明李好文不畏权贵的为官作风，那么处死王傅撒都剌则无疑是这种作风的最好注脚。王傅撒都剌曾以足蹋人致死，当时负责案件的官员认为撒都剌“杀人非刃，当杖之”。李好文却认为：“怙势杀人，甚于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杀之，其情为尤重。”于是判处撒都剌死刑。此案的判处令河东为之震肃。在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期间，因台臣皆缺，故李好文独署台事。当时西蜀奉使徇私枉法，以私仇处死廉访使曾文博，佥事兀马儿、王武也受到牵连。李好文得知此事后说：“奉使代天子行事，当问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于郡县，未闻举劾一人，独风宪之司，无一免者，此岂正大之体乎!”于是率御史力辨王武等人之冤屈，并向朝廷上言西蜀奉使违法乱纪之事十余条，坚决要求罢免奉使之职。元统末，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欲改用“至元”纪元。因元世祖忽必烈已经使用过至元纪年，所以李好文直接向顺帝提出了反对意见：“年号袭旧，于古未闻，袭其名而不蹈其实，未见其益。”并列举出十余条不如世祖至元时期的当朝弊政以劝谏顺帝。尽管顺帝最后并没有采纳李好文的意见而仍然使用了至元纪年，但李好文敢于向元朝最高统治者提出反对意见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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