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曾国藩的这十二条读书规矩，前三条是为读书作准备的。第四、五、九、十、十一条是读书的方法；而第六、七、八、十二条看起来似乎与读书关系不大，实质上是要求自己集中精力读好书，因而这看似关系不大的规矩，却是保证读书质量的重要手段。
二、幼年读书孜孜以求
曾国藩在其父的时刻监督下，他的学习成绩是不错的。14岁时，就能读《周礼》《史记》中的文章，而且在长沙的童子试中，还获得了优异的成绩，20岁时进入衡阳唐氏宗祠读书，拜汪觉庵为师。21岁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意识是改掉以前的坏毛病，获得新生的意思。24岁进入岳麓书院（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求学，这年秋天考中举人，然而，之后两次会试不中，无奈只好留级复读。虚岁28时，考中了同进士。
曾国藩爱书之甚,乃至不惜负债贷款也要购得,他认为“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曰《易》、曰《书》、曰《诗》、曰《春秋左传》、曰《庄子》、曰《离骚》、曰《史记》、曰相如、子云。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旁者曰《谷梁》、曰《孟》《荀》、曰《庄》《老》、曰《国语》、曰《离骚》、曰《史记》。二公所读之书，皆不甚多。（家书：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纪泽）”。清道光十六年,他从京师(今北京)“贷百金,南归过金陵(今南京),尽以购书”。古往今来,爱读者不计其数,可舍得贷款负债购书者又有几人?
这些书买回家后,他爱不释手,如饥似渴,恨不得全部读完。于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简直到了“世间百事,唯有读书”之地步。可他却以此为乐,认为“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
他从小就养成诵读习惯,一则可在抑扬顿挫声中享受其乐,品味其意;二则能增强记忆,出口成章,以至于一些名篇名句终老不忘。据史载,
曾国藩五岁即“受学于庭,诵读颖悟”,十五岁能成篇背诵《周礼·仪礼》、《史记》、《昭明文选》等名著篇章。即使到了花甲之年,仍能成篇背诵《离骚》,且能在行军途中背诵《上林赋》等名篇。
三、深刻的读书见解
如何读书、读好书,
曾国藩有着独到见解。他觉得,“看书不可不知所择”,首先要有重点,懂得选择,尤其要选那些经典名著,质量才有保证。他平生最爱读的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司马迁的《史记》,道家名著《庄子》,
司马光的《汉书》，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翰愈之文章等。
他读书从不走马观花,严谨深入,锲而不舍,直到读懂方休。比如“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本。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手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或辞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如恍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澄温沅季诸弟）”。这位戎马一生的儒将重臣尽管军务政事缠身,但每个时期都必制订不同读书课程,其中尤重历史,“每日读史十页”,终其一生。
他涉猎广泛,孜孜以求,永无止境,曾说“余平生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百密一疏,本
无可厚非,但他深以为憾。这种可贵的精神连青年时代的
毛泽东也很佩服:“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四、供职京师读书为经世致用
曾国藩作为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其思想中有积极入世的意识。同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自幼的家庭生活环境，以及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学术思想，对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最终付诸行动，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
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
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
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
曾国藩以一
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
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
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
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五、读书的方略与指挥打仗相通
曾国藩是一个带兵近20年的统帅，其读书的方略与指挥打仗也不无相通之处。究其军事思想，最典型的体现在他的这样一段话中：“我军以寡敌众，并不用虚声奇计，专以扎硬寨、打死仗为能。”“扎硬寨、打死仗”讲究的是认准一个目标，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关键是要守之有恒。这一道理转到读书上就化为他给几个弟弟定的一条规矩：“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它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事实上，无论古今一个人可读的书都多得不可胜数，而人生能有效利用的时间却相当有限，读书的目的是要以书中所得构建自己的表述习惯和知识体系，为此就只能精选少数成系列的典范著作专心去读，以求学有所得，读书致用。对这一道理他举了读
韩愈（字昌黎）的书为例：“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见，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其意换句今天的白话说，就是在读书上要贯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在信息爆炸的当今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就更显突出。
在读书的方略上对“专字诀”要奉若圭臬，但尽讲一个“专”字似乎又有所不足。对此，
曾国藩还有另一个读书心得，就是把读书分为略读的“看”和精读的“读”。照他的说法，除“看”和“读”外还有“写”（书法）和“作”（作文），以此四者构成读书的整个体系。在他眼中，“看”和“读”是有严格分工的。“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缺亦不可混。”其中道理说的是，讲究“专字诀”的“读”是读书的主心骨，而四面撒网的“看”则是附丽核心的枝叶，两者相辅相成共建起了人生知识和学问的大厦。与此读书方略相合，在他的日记中谈到读书时就常有“阅”和“温”的区别，“阅”的往往是第一次看的生书，而“温”的则是烂熟于心的《孟子》、《史记》一类。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
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
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
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在
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
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
曾国藩一样，从中国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
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也充分说明了以
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六、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曾国藩读书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言传身教,谆谆教导子孙后代。他留下的一千余封家书多数有教子读书内容。如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谕纪泽家书：“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易经》、《左传》请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俱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上字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田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其中,有指导性要求：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也有研读篇目：如《史记》、《汉书》、《四书》、《昭明文选》等名著;更有教导读书重要意义，如：“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调立志即丹也。（家书：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谕纪泽）”读书,已不仅仅是
曾国藩个人爱好,更是他治家传世的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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