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国君治理管教臣民的方法、原则是:用正确的道德规范进行引导,向老百姓说明活动的准则,范围。《经》说:“向老百姓灌输仁、义的品德,老百姓就把它贯彻在行动中,向老百姓讲明善恶的区别,老百姓就知道了应该禁绝的事情。”太阳、月亮有着耀眼的光亮,老百姓对日月有无限的景仰,天地广阔无垠,万事万物都顺服于天地。所以有了尧,舜这样的明君,远近各方的百姓都来贡献礼物表示自己的臣服之心,而桀、纣这样的暴君,则被天下各路诸侯背叛,这不是上天的意志造成的结果,只是国君教化的结果。因此,教化百姓就好像种植幼苗,应该首先剪除可能的歪枝,除掉人的缺点。国家的兴盛,寄希望于各地官吏能治理得法,国家的衰败,则根源于平民百姓。明君治理天下,一定要清楚地了解最下级的奴隶阶层,黎民百姓,这个阶层的破坏力极大,假如不从这个前提出发,对他们苛刻无度,老百姓就会饥乏贫困,行为失常,因而必生祸端,直致乱逆犯上。只有奖劝农业,不要耽误百姓的农时,轻徭薄赋,不取尽百姓的所有资财。做到了这一些,国家富强、百姓生活安定不就可以实现了吗?大到国家,小到一家一户,不忧患贫困而担心生活的不安定。所以唐、虞执政,以揖让有天下,给百姓以最大利益好处,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天时、地利以预防灾荒年景,在秋收时储存余粮,赈济不足,天下货物畅通八达,百姓也就做到了路不拾遗,社会风气极其良善,老百姓没有去留进退的忧愁,更没有背叛的举动。春秋五霸时期,让贫穷之入向富裕的人供奉,所以,今日的各路诸侯,追逐利益,天下纷争,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强弱相凌,真正从事农业耕种的人越来越少,不劳而获的人越来越多,百姓象浮云一样游移四方,民心慌乱不定,生活动荡不安。《经》说,“不抬高稀有难得的货物的物价,便百姓不成为盗贼,不使对百姓无用的东西出现高物价,使人心不会大乱。”让各个部门尽心尽责,这就是圣明君主的政治。春秋战国时期,齐景公在世之时,社会风气异常奢侈,不依礼、法行事。而周秦则删烦就简,推崇朴实无华,劝奖百姓勤于工作,作对百姓有利的事。那些制作出来没有任何作用的器物,聚敛的没有任何益处的财货,象金银壁玉,珠玑翡翠等奇珍异宝,都是远方的产品,不是老百姓日常能够使用的东西,象那些锦绣纂组、绔罗绫毂等彩色的衣服,也不是老百姓日常能够穿用的衣物,象那些淫巧之器,雕文刻镂出来的物品都会妨碍农时,出入时用有彩色障蔽的马车,身着袍裘索泽,都不是老百姓的生活装饰品,象那些讲究的住宅,重门画兽,数仞萧墙,连坟冢也装饰豪华,竭尽财力以求显贵、阔气,也不是者百姓能居住的地方。《经》说:“黎民百姓的爱好,只应是勤苦耕作,生活节俭,谨慎小心,来赡养自己的父母。”国君治理百姓,以自身的才能为依据,使百姓通晓礼仪,丰收年景时不奢侈,灾荒年景时不欠收,平时进行必要的保蓄,预备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管教臣民的道理下也是适合于四时之气吗?本页内容整理自网络(或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同时感谢原作者为此所作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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